大约公元前5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历经苦难终于解脱成就，创立了影响深远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悉达多王子被尊奉为释迦牟尼佛，在他涅槃后的数百年间，佛教迅速发展壮大，从佛陀的故乡传遍整个印度大陆，而后东进传入中国、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区，至今依然影响着人类社会。

尽管佛教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在自家经典的预言中，也有着末世的传言，按照这个说法，佛法衰微的末法时代大约从中国的隋唐开始，进入末法时代后，世间人们的觉悟能力、根性和对佛的信心都会大大降低，佛法也会失去救世渡人的效力。

佛教如何传入中土的过程

佛教传入中土的确切年代，至今历史学家仍存争议，是个悬而未决的课题。

佛教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受到婆罗门教徒的质疑和打压，据说佛陀的优秀弟子目犍连尊者，就是死于裸形外道的袭击暗算。佛教在当地备受压迫，逐渐开启了东进的过程，大致来讲，传入中土的时间大约在西汉末年，此时的佛教徒，被冠以胡、番之名，被视为掌握古怪神秘的法术，仅依附于当时流行的道家玄学而低调存在，不为百姓万民所知，止步于宫廷内部，成为帝王休闲消遣的一部分。

大约在公元一世纪，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朝廷派遣使者专程前往西域取回著名的《四十二章经》，就是后来韦爵爷与一众人斗智斗勇抢夺的那一套经卷，这被视为佛法正式在中国传播的起始点。东汉时代的佛教传播，以京都长安和洛阳、南方的建业（今南京）为中心，而中土为佛教兴造的第一所官办寺院，就是今天洛阳市东部的白马寺，当时绝大部分佛教经典都是在这里完成梵文转译的，可以看做是早期佛教传播的中心。

从西汉推行的独尊儒术，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佛教提倡遁入空门不问世事，两者之间格格不入。这种文化冲突背景下，佛教想要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其难度可想而知。

佛教在中国漫长的传播过程

早期的佛教经典传入中土，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专有思想体系，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佛教为了取得一席之地，不得已采取依附当时流行的道家玄学的策略，逐步渗入而低调存在着，当时出现了道家始祖老子西出函谷化胡为佛的传闻，认为佛经的教义，不过是老子著作《道德经》的胡地外国变种罢了。而在明清时代《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中，还有许多道家神仙比如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慈航道人等被西方世界吸收为神的典故，先后成为佛教三大尊者，燃灯道人更是成为了万佛之祖的燃灯古佛。这些都显示出当时佛教借用当地宗教教义思想借以存身的无奈之举，与明清时期西方宗教传入中国时采用的策略大同小异。

实际上，两汉以降进入魏晋时期，佛经翻译者们较多地吸收了老庄为核心的玄学思想，采用其中的概念和名词，来比喻和解释佛家经典的内涵，将道家的"有"、"无"、"有为"、"无为"等引入佛家经典，让佛经内容更加本土化和容易理解，佛教徒们不再小家子气，以囊括天地万物的胸襟，重新审视自己的学说，这种兼容并蓄，让艰涩难懂的佛学思想首先进入士大夫阶层，而后逐步被中国百姓认可接纳，中国文化总体上开始逐渐靠近佛教。

早期阶段的佛教传播主要活动方式仍是编译传播经典为主。比如僧肇般若认知的理论，就是在对鸠摩罗什新译经、论的理解，以及对众多般若学思想流派的评判基础上形成的，其中对知知无无知等概念的界定，以及与真谛、般若之间的关系，融入了众多魏晋时期玄学思想。

东晋以后，中土陷入长期战乱，佛教徒们发现了第一个可以广泛传播的有利时机，民间信仰迅速增长并深入人心。对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价值观冲突与矛盾，在南北朝时期表现尤为明显激烈，因为佛教的某些理论特别是思辨技能，已经超过了清静无为的中国传统文化。

佛教的迅猛发展引发了高层对统治基础的担忧，发生了北方政权中由朝廷主导的多次灭佛运动。这种政治、经济、哲学和宗教等诸多方面交织复杂的争论斗争，其中潜藏着各方各派的利益角逐，从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文化的交融与发展。到了东晋末年，佛家经典不衰反盛，讲经说法、禅理辩论之风兴起，促成了佛教史上的大论战时代。

又经过四五百年的发展，时光来到隋唐时代，此时的佛教在中土已然生存了数百年，无论韧性还是内涵，都与中土文化深刻融合，此时中国分散的政权再次南北统一，国家经济发达，政通人和，文化交流繁盛，佛教各宗各派百花齐放，出现了中国化的典型趋势，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在这一时期先后诞生，并很快传播到了日本、朝鲜，并扎根落足产生了新的流派。这一时代，以禅宗六祖慧能提出的顿悟论为标志，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六祖坛经》成为唯一中国本土产生的佛学经典。

佛经中记载了末法时代的降临

这是佛陀在世时留给世间的重要预言之一。

在佛家经典《佛说法灭尽经》中这样描绘末法时代的恐怖，时有菩萨、辟支、罗汉，众魔驱逐，不预众会。……首楞严经、般舟三昧，先化灭去；十二部经，寻后复灭；尽不复现，不见文字。沙门袈裟，自然变白。

末法时代，是在正法及象法时代之后出现的，此时的世间，人们欲望极度膨胀，道德日益沦丧，贪嗔痴三毒极为炽烈，已经不可收拾。这种恶力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不可控制的力量，诸法灭尽，一片荒芜，人类文明将会毁灭。

按照佛家教义，《楞严经》是佛经中的最上乘者，是诸佛弟子开悟觉醒的必读经典。据说，当年有着东土释迦之称的天台宗大宗师智者大师，他对法华经有着很深刻的体悟。某一年，一位天竺僧人来访，说大师你所创立的三观学说，此与天竺楞严意旨相符，真是难得。没想到这一句话，就让智者大师痴迷起来，他在天台山修造了拜经台，每天虔诚向西方朝拜，希望能有幸看到这本只闻其名未见其文的《楞严经》，这一拜就是十八年，直到圆寂也未能如愿。

直到智者大师入灭后的一百多年，这部倾慕已久的佛经才传入中国，可见这部经典的重要程度。按照佛陀遗言，只要《楞严经》还住世，佛法就不会灭，一旦《楞严经》灭尽，其它佛经失去基础，也将迅速灭尽。诸法丢失以后，人间再无经典文字，沙门的袈裟也要失去色彩，意味着佛教也就不存在。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帝王灭佛运动

佛教传入中土，第一个大繁荣时期，应当是在南北朝，杜牧诗中所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绝非文学夸张。当时的佛教徒思维活跃，自我膨胀，在社会上极力宣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思想，割肉饲鹰、铁钩挂体、剥皮书经、烧身供佛等残忍行为，而从者云集，对佛教的狂热达到不可理喻的程度。

这些超越常规的发展，被当时的政权统治者所不容，于是有四位皇帝站出来与其坚决斗争，发起灭佛运动的皇帝，谥号或庙号里都有个武字，分别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加上后周世宗柴荣，史称三武一宗灭佛运动。三武一宗的措施，无外乎遣散僧尼（还俗返乡），拆庙、毁像、焚经，没收寺产。三武一宗之祸，佛教史上称之为法难。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听信宰相崔浩和道士寇谦之的进言，从公元444年诛杀高僧释玄高和慧崇开始，前后历时七年，从最开始的禁止私养沙门，罢沙门年五十以下，到后来在寺院发现私藏兵器意图谋反，下令诛杀阖寺僧众，直到进一步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佛教由此遭受了传入中国以来第一次重大的打击。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从公元574年至公元578年，前后历时四年，起因是一个释门还俗的大臣卫元嵩，建议删寺减僧。在宇文邕的诏令下，北周为了富国强兵，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一时间全国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很多僧人为此绝食抗议。先后四万多所寺庙赐给王公作宅第，佛经佛像尽数毁于大火，300万僧尼被迫还俗。自此，北方寺像几乎灭绝，僧众多逃奔江南避祸。

唐武宗李炎灭佛，史称会昌法难，始于公元842年，终于846年武帝死宣宗即位，历时5年。唐武宗崇信道教，在道士赵归真和宰相李德裕鼓动下，下了杀沙门令。他采取的强有力措施，史载天下所拆寺（官办寺院）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私设僧舍）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后周世宗柴荣禁佛，史称世宗毁佛，历时4年。这位皇帝带着朕当以十年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雄心壮志走上王位，实施了一系列排斥佛教的清理整顿政策，至959年世宗崩，先后废除非敕造（即皇家批准）寺院三万家，近百万僧尼被逼还俗返乡，收购销毁大量佛像，重新熔炼铸钱充实市场。经过清理整顿，全国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

面对失控的佛教，三武一宗为何痛恨到这种地步

三武一宗灭佛，无疑是佛教信徒们最愤怒的历史时刻，这四位帝王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措，遭到了不少高僧大德以恶毒诅咒。据记载，僧人慧远在与北周武帝宇文邕辩论时，曾经以地狱威胁，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入。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事实上，这几位皇帝的确都是英年早逝，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享年44岁，北周武帝宇文邕享年35岁，唐武宗李炎享年32岁，后周世宗柴荣享年38岁。历史记载多为暴毙或病逝，无得善终者。

《魏书·释老志》中提到，世祖（太武帝）初即位，……，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最初始也都相安无事，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帝王与修行者走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甚至得出了穷吾天下者，佛也的结论呢？抛开信仰因素不说，三武一宗们的措施，确有忍无可忍的难处，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和理由。

理由一，大量蛊惑吸纳人口，损伤国家劳动力。这是任何帝王统治者都无法忍受的事情。据史料记载，梁武帝时佛教寺院最盛，建康城有佛寺五百多所，僧尼十余万，资产宫饶，僧尼和白徒、养女之多，使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北魏太和年间，全国一共有3万多座寺庙，有200多万僧尼，而北魏全国人口不过500万户，3000多万人；北周时期全国僧尼发展为300多万，当时国家人口总量也不过3000多万人的规模。一个国家十分之一的人口逃税避役，相信任何一个强势的君主都无法忍受。

理由二，大量占据土地田产，逃避缴纳赋税。北魏任城王澄曾上疏，提及天下州镇僧寺，侵夺细民，广占田宅。北周释道安《二教论》里说，寺院僧众或垦殖园田，与农夫等流；或估货求财，与商民争利。南北朝时代，赋税和徭役极为繁重，但僧尼却有免役调租税特权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除了僧尼本身，寺院僧祇户、寺户、白徒、养女等，也不向国家纳租税出役调，使得国家税收严重流失。唐武宗时代，虽然强迫返俗的僧尼只有26万人，但是僧尼本身不从事劳作，却占有大量良田私产，附庸于其下的各种劳动力（即所谓净人），仅江淮一地就有六十万人，这些土地不交赋税，劳动人口对国家社会经济全无贡献可言，只是供养着无可事事的佛教徒。

理由三，占用金融战略资源，搜刮铜铁修造佛像。史料记载，则天武后曾经在全国大建佛像和祭祀礼器，几乎用掉了全国的铜储备。唐武宗会昌年间，寺院建置渐多，剃度弥广，国家金银铜铁等重要储备十分天下之才，而佛有七八，甚至军费开支无所出，军械农具的材料也无处寻。周世宗时代，同样面临着民间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的情况，柴荣只得下令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甚至不惜亲自动手销毁佛像。佛教势力的恶性膨胀严重危及了国家统治，所以三武一宗的禁佛措施中，无一例外都把寺庙中长年积累的金银收归国库，大量铜佛金像统统熔毁铸造钱币，甚至连铜钟、铁罄等法器也不放过，只为解除国家的财政危机。

理由四，高利垄断暴利盘剥，扰乱金融经济秩序。佛陀创教之初，反对僧人积蓄财富，以正涅槃之境。然而随着政治经济特权大量向佛教寺院集中，僧侣们结交权贵，中饱私囊，佛教教义甚至随之更改，禁止僧人耽于物欲的同时，却允许寺院聚敛财富。北齐有个叫道研的和尚，作为官方认证的僧人，却开创了释家从事高利贷先河。《老学庵笔记·卷六》记载，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据记载，僧人们开设质库，收取的借贷年息高达30%，借贷范围广泛，对于欠贷无力偿还的，还能动用官府关系帮助追讨，更有阴蓄力量盘踞祸乱地方的，可见实力之强。除此之外，寺院还逐渐涉足各类产业经营，俨然商业投资公司，据记载唐代寺院经营水碾磨面，敢于皇族抢夺生意市场，此外还涉足酿酒等高利行业，争抢国家经济利益，甚至参与走私贸易。

其实，佛陀在戒律中早有提出关于爱国的四条戒行，即不做国贼、不谤国主、不漏国税、不犯国制四条，分别留于《梵网经《优婆塞戒经》等处。有章不行，有规不止，当国家需要财力人力时，却无钱无人无物可用，面对以上种种，如果你是执政者，又当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