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食票、肉票、布票、烟酒票和粮票等大小不一、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物资短缺，也体现了当时人民群众生活的艰难不易。
那时，到粮店买粮全凭粮本供应。依稀记得，我与母亲每月到粮店买粮，要捎带几个面袋，细粮一个面袋就够了，而杂粮是沾着泥土的生红薯。我撑开面袋，售粮员用铁锨将堆放的红薯铲进面袋，有人一脸不快地问：杂粮还有别的吗？售粮员很干脆地答：没有！大家无言以对。然后我把装好袋的红薯抬到大磅上称重，红薯个头不小，至少装了两面袋，偶尔也能买到苞谷面或高粱米。
粮票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国在特定经济时期发放的一种购粮凭证。有全国粮票和各省地方粮票之分，上至拾斤，下至一两。插队那会儿，我口袋时常装有斤两不等的全国通用粮票，因不受地域所限，所以十分便利。
在广袤贫瘠的乡村，冬季一般称冬闲，其实也不闲，要没完没了地平整土地，看似单调，着实苦累。遇到冬灌，我们男知青大多巡渠，以防决口跑水，苦累不说，还要马不停蹄。巡渠，要昼夜连轴转，特别到了晚上，寒风呼啸，冻得人瑟瑟发抖、龇牙咧嘴。有一回夜半时分，一望无际的田野里漆黑一片，只能听到微弱的渠水声，我和另一名知青，肩扛一把铁锨去巡渠。我俩顶着寒风艰难地走着，不远处看见农民自留地旁囤积着一个个不大的麦草垛，突发奇想，我俩用双手在宛若馒头状的麦草垛上，掏出一个猫耳洞，然后径直钻了进去，随后再用麦草严严实实封堵洞口，躲避严寒，稍事休息。
一天，晌午时分，我们两位知青巡渠到大石头村，饥肠辘辘，挪不动步。看来咱要赶回知青点弄饭，是来不及了。我对同伴有气无力地说，咱俩干脆找一户人家用粮票换馍吃。同伴反问：能行吗？我答：不妨一试。再说，又不是白讨白要。
那年月，以物换物，司空见惯。于是，我俩就近到一户人家，正好赶上家里做午饭，向主人说明来意后，我匆忙递上一斤全国通用粮票，主人上下打量一番，也许心生怜悯之心，他收下粮票径直到灶房取出半个锅盔馍递到我手上。我满心欢喜，连声道谢！
走出院门，我俩落座渠岸，锅盔一分为二，狼吞虎咽，喘息间隙，两人目光对视，半晌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岁月如梭，往事如歌。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回味起来，我仍感谢那一斤全国通用粮票！
